一份在廣西岑溪捐獻的肺，要在最多9小時內趕到幾千里之外的江蘇無錫移植給患者，因為距航班起飛只有15分鐘，在廣州白云機場被南航拒辦機票。所幸在深航的支持下，取肺團隊改簽深航9時50分的航班抵達無錫，但已延誤了約一個半小時。
去年12月2日，南航CZ330客機在從加拿大溫哥華至廣州飛行途中，為了搶救一名突發昏迷的幼兒，演繹了一段釋放近30噸燃油后成功備降美國安克雷奇機場、讓患兒轉危為安的佳話。孰料，同樣是南航，近日在廣州白云山機場，面對同樣是鮮活生命的待移植肺臟，卻因遲到拒讓攜帶醫生登機，從而讓這顆肺臟延后約一個半小時方得以移植時，已達肺保存時間的極限。
同樣是為生命讓道，南航何以前后表現迥異？誠然，南航人的愛心、以及視生命為最高準則及選項的擔當無可置疑，其釋盡燃油毅然迫降的壯舉就是例證。但是，其對稍遲登機的攜帶移植肺臟的醫生亮起“紅牌”，亦并非一時疏忽所能解釋。那么，都是與生命賽跑，何以那面亮“綠燈”，這邊閃“紅燈”，如此大相徑庭？顯然，厘清其中的疑問，對達成全社會的共識，或許大有裨益。
有一類現象或許有助于詮釋這類異同：對于發生在身邊的生命危象，人們更容易感同身受，也更容易激發愛心。相對說來，遠在千里之外的生命呼救，其對人們心靈的震撼無疑不及現場畫面；而航班上岌岌可危的幼兒，顯然比之遠方等待換肺的患者，更易在瞬間激發并聚集起沖破壁障、打通“生命通道”的能量。而這類現象，無論就心理學的層面、還是觀既往諸多實例，都是有據可查的。或許這種解釋并非即是“南航現象”的準確釋義，但起碼可以證明，單靠人們自發的愛心，尚遠不能構筑起暢行無阻的“生命通道”。
這個論點，似乎還可以在這次南航“拒載”事件中找到佐證。據悉，到達機場后，南航值機人員已經向醫生團隊發放了登機牌，卻被值班經理以超過登機時間為由，執意阻止，毫不通融。可見，在危急時刻，并非人人都能愛心涌動。因此，僅憑單一的愛心，有時并不能“變身”為生命的“保險箱”。
其次，在行程的前一日，醫生團隊即已聯系南航并得到承諾，但臨場時卻并無效果，不知問題出在什么環節？而深航在緊急“接棒”的前提下，從獲知情況到登機，全部過程不超過十五分鐘。顯然，深航之所以能當即疏通“生命通道”，緣于啟動了緊急預案，而南航在這一過程中卻始終缺乏制度的“護航”。
我們可以設想一下，如果建立了全國性的、完善的“生命通道”，即使離起飛時間只余15分鐘，開啟快速通道足以解決。就算時間再緊急一些，啟動緊急預案亦可從容應對，甚至調整起飛時間也是一個選項，相信乘客們也能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這個制度是基于法律的規定設立的，具有權威性和確定性，因而是不能隨意違背的。
這條“生命通道”還需要貫穿其起點和終點。譬如，攜帶移植肺臟的醫生之所以登機遲到，正是緣于沿途路上的處處受堵。聯想到前些日浙江甬臺溫高速硬路肩被私家車占用，導致救護車無法第一時間到達現場，致受傷貨車司機傷重而亡的悲劇，更顯貫通“生命通道”的迫切和重要。
“生命通道”的建立，應當上升到國家及法律的層面，并有嚴絲合縫的制度條文、實施細則，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緊急預案。如此，方能真正做到在“生命通道”與生命賽跑。而“生命通道”的全程貫通，除了需要社會持續不斷的愛心呵護外，更需要法律的介入及制度的“護航”，為此，我們期盼有人回答：“生命”之旅，誰來“護航”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