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朋友圈”出現了，原本是讓親朋好友之間相互交流時更便捷，但通過“朋友圈”刷屏拉票、賣東西、求轉發的現象，已經讓人不堪其擾，賣面膜只是一例，原本是想借助高科技拉近人之間的距離，卻被這種功利性的信息占據了，“朋友圈”中朋友也變得越來越疏遠了。
從昨天起，在朋友圈中散播謠言，將可能被判最高刑期7年，這是正式實施的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中的新政。很顯然，這個法律的出臺，已經不僅僅針對靠運營獲利的自媒體，也不僅僅針對微博、微信中的所謂“大V”，而是包括了所有自媒體的擁有者、使用者，即便是普通網友，不但不能制造和傳播謠言，而且對網絡上的各種信息也要仔細甄別、謹慎轉發，一旦因為轉發虛假消息、網絡謠言而觸犯法律，也可能面臨同樣的嚴厲處罰。
從早前的阮玲玉之死，到近期韓國明星頻繁自殺，謠言在很多時候都是致命的殺手，每個時代都有人因此冤死。而這種“殺手”的出現，在網絡時代只會更加容易，包括每個只是對謠言好奇的人，他們最初可能只是謠言的“受眾”，如果不加限制，就會成為謠言產生的基礎。
人的素養和目的不同，謠言在任何時代都會有，所以才有“謠言止于智者”之說，與之相比，對謠言的傳播途徑進行管制，顯然比管制住源頭要更可實施，也更有效，否則，所有的人都可以是潛在的受害者，這個先例已經在之前的“朋友圈賣面膜”階段顯示了出來，已經在提示我們，新的人文環境中，需要有與時俱進的法律保護。
隨著微信使用的普及，“朋友圈”出現了，原本是讓親朋好友之間相互交流時更便捷，但通過“朋友圈”刷屏拉票、賣東西、求轉發的現象，已經讓人不堪其擾，賣面膜只是一例，原本是想借助高科技拉近人之間的距離，卻被這種功利性的信息占據了，“朋友圈”中朋友也變得越來越疏遠了。
這一點讓人想起以前的保險和現在的直銷，人們對直銷乃至最初保險的抵觸，不是針對其產品和內容，而是因為當初推銷者借助的手段，通俗地講就是“殺熟”，把感情當成營銷工具，每個被營銷者自然會本能地感到自己的感情和信任被利用，情感的交往充滿了功利性，由此產生的反感和抵觸其實也是大家對自身情感的保護，從這個角度上說，傳謠入刑，是從社會層面以法律的形式對每個人的保護，大而言之是對整個社會穩定性的保護。
時代發展到任何階段，穩定和和諧都是社會進步的最基礎保證，為了保證這一點，以法律的手段管住口舌之快，管住不負責任的妄言，是現代人身體力行的責任和能力，也是信息社會中該有的“標準配置”。
